人过了中年，总喜欢回忆人生。

我也不例外。

只是每当我回溯往事，却发现自己对过往的记忆已经开始模糊变形，那些曾经让我觉得能刻骨铭心记忆一辈子的伤痛，我甚至已有些分不清它们是否真的发生过。

于是，我想着动笔，把过往写下来。

既算是给自己留个念想，也想着等到老糊涂了那天，还能拿出来看看。

我相信看到这里的朋友，大概会嫌我啰嗦了。

其实我也不想如此，只是积满了灰尘的过往实在太过杂乱，让我不知该从何处下笔，才能将它讲得明白。

虽说人生的经历往往比虚构出来的故事更加不可思议。

但故事有头有尾，有理有据，能讲究起承转合、因果分明。

人生呢？大抵只有出生和死亡这两个确定的点。

至于中间的过程，不过是凑合著活着罢了。它不会因为你的期待而变得更好，也不会因为你的失败而变得更差。

就连青春年少时经历过的波澜曲折、动人心弦，也经不住岁月的消磨，偶尔剩下的一点渣滓，大半都化作了酒桌上的吹嘘，直到最后，连自己听了都觉得乏味。

也就是这时，我忽然意识到，与其去罗列过往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琐碎事，倒不如从阿邦身上落笔。

阿邦像是我人生里的一根锚，只要想到他，我那散落的记忆忽然就有了脉络，有了主线，也有了归处。

不过在聊他之前，有些话，得先从我自己这儿说起。

我叫乔远。几零后就不说了，相信大家自有判断。

我出生于东南沿海一个名为南裕市的三线城市，父母都是普通本分的工薪阶层。

作为家里的独生子，我没长出什么傲气，上学时也算不上什么调皮捣蛋的坏孩子，记忆中我连架都没和人打过。

只不过，我有些没定性，上学时总爱神游天外，书本里那些枯燥的知识半点都看不进去。

说来荒谬，当年的我连看本闲书都要打瞌睡，如今步入中年，反而能沉下心来，真真切切读进了不少书。

认识我的人都说我这是开窍了。

也许吧，反正我当年七窍只通六窍，高考成绩一塌糊涂。

别说进一流大学，连个二流的门槛都够不着。

老爸老妈当时愁的直挠头，他们没本事帮我铺出一条锦绣钱程，也没有条件，按时兴的风气把我送去海外镀金。

他们能想到的路就两条：要么多花点钱送我去野鸡大学混个文凭，要么找找关系，把我塞个好学校复读一年。

我当时硬气得很，一个都没选。

那时候，我只觉得我终于自由了，满脑子都是挣钱、花钱，幻想着浪迹天涯、吃喝玩乐。任凭父母苦口婆心，我是一句都听不进去。

他们看劝不动我，干脆换了路子，把我介绍到了本地的一家物流公司坐分拣，名义上是让我体验一下工作的辛苦，实际上想让我吃点苦头，知难而退，乖乖滚回学校念书。

那个岗位的正式职位名称似乎叫理货员，我记不清了。

我只记得地点在南裕市郊的物流园，上的是长夜班，从晚上七点干到早上七点。

这个活儿不看学历，但也不招文盲，因为不能认字的话，就没法辨认货物的地址，所谓的面试也只是走走形式，实际情况多是来者不拒，唯一不好的是入职前三天需要无薪试工。

当时我心里就盘算着：不过三天，谁能熬不下来啊？

事实证明，我太高看自己了，我连第二天都没能扛过去。

当时我已经有一米八二，在高中也注重锻炼，经常跑步打篮球，自认不是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。

可这份工的累人程度，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。

我记得当时的工作很简单，就是把物流车拉来的用纤维袋扎成的大包裹拆开，把里面的快件按照目的地分拣。

那些包裹有轻有重，轻的几斤，重的五六十斤。

若只是干两三个小时，我大概也是可以应付的，但难就难在，这活需要不停地干一个晚上。

第一天干完，第二天起来，我感觉整个人都像是被拆散又重新拼装过一样，浑身上下每一处肌肉都在疼。

走的时候，那个分拣的组长还劝我说就试工这几天最累人，熬一熬就好了。

他说，这是因为身体还没适应陌生的工作方式和强度，还有动作的生疏也会造成额外的体力浪费。

他讲得头头是道，仿佛只要熬过这几天，那些沉重的包裹就能变得轻若鸿毛。

但我始终怀疑，这种强度根本不是给人受的。多数人咬牙忍着，不过是因为没得选择而已。

而我当时仗着有退路，所以走得潇潇洒洒。

回到家，我又被推回到了那两个选择前。

这一次，我不再硬气了，老实交代自己真不是读书的料，与其复读花冤枉钱，不如早点打工务实。

老爸原本想跟我聊聊学历的重要性，但一想到那野鸡大学的水分，他自己心里也没底。

经过一番商量，父母一致决定，先给我寻份能学到东西的工作，沉淀一下。

说等我年龄再大些，看看能不能找找路子，把我弄进政府单位办事处之类，当个合同工，跑跑腿。

之所以不现在办，是因为他们觉得我这个当儿子的嘴笨。

其实也不是真笨，就是我这人太自我，察觉不到别人的情绪，也不会照顾人。

说到底，我身上还是有点娇生惯养出的少爷气的。

按父母的话讲，这副心性若是不先找个地方磨一磨，真要进了那些弯弯绕绕的勾心斗角之地，非得被人玩死不可。

于是，父母列出了一份工作清单供我参考，从文员、服务员、接线员到超市店员，还有厨师、汽修工、服装打版、房产中介之类，乍一看，三线城市能选的行当倒也五花八门，给了我极大的错觉，仿佛前程就在这一个个选项里。

不过那时我选的是网吧收银，盘算着既清闲又能免费打游戏。

我倒不排斥什么累活脏活，当时脑子里更多的念头也只是挣钱，只是若能在赚钱的前提下过得轻松些，那自然是更好了。

谁知，老爸老妈一句不认识干这行的人，便轻描淡写地堵死了我的这个选择。

现今想想，哪里是什么不认识，分明是他们看透了我的那点小心思，认定我若进了网吧，这辈子就算废在游戏上了。

最终，老妈通过一个要好的闺蜜把我介绍到了桐姐的理发店当学徒。

她这个闺蜜倒也不是什么厉害的存在，纯属是因为在人家店做头发做成了常客，见店门口正贴着招学徒的告示，又想起老妈正为我的出路犯愁，便顺水推舟，把我给推了过去。

理所当然，身为店老板的桐姐是要面试一下我的。

老妈当天想要跟着我一块儿来，但我都多大的人了，哪丢得起那个人，一口回绝了她的好意，自己骑着个车就过来了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人生中那些看似不起眼的选择，其实早就悄然埋下了注定的结局。

这种认知的局限，也体现在我对理发工作的预判上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理发店就是那种一个人一把椅的营生。

老妈同我提起桐姐的店时，只说规模很大，我下意识觉得也就是多摆几把椅子、多雇几个人而已。

直到进了桐姐的店，我才开了眼。

原来理发店可以有两层楼的规模，一楼做美发，二楼做美容，尤其是前台的小姐姐都穿着西装套裙，那阵仗完全颠覆了我对这行当的认知。

当前台听完我的来意，便拿起对讲机帮我呼叫了在二楼忙碌的桐姐。

桐姐姓路，当时应该是三十三岁，她个头不算高，甚至有点矮，约莫一米五六的样子。

我对她印象最深的就是她那张力十足的沙漏型身材。

按理说，小个子女性往往受限于身材比例，要么腿短，要么身长，很难长得匀称。

桐姐就不一样。

她的肩膀比例适中，胸部却鼓胀圆润，上身曲线在肋骨下方陡然收窄，导致臀部比例非常夸张，呈现出非常宽阔且浑圆的轮廓。

在我的刻板印象里，这种大胸、蜂腰与梨臀连在一起的火辣身材向来是欧美人的专属。

许是视觉冲击力太强，加上又是头一回见到这种光景，我记得我盯着桐姐看了好久，直到她抬手在我眼前晃了晃，我才猛地回过神来。

那一刻，我只觉脸颊滚烫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反倒是桐姐对此见怪不怪，神色淡然地示意我随便坐，接着便如聊家常般开始了例行的面试问询。

如我的家庭背景和上学经历，以及对这份工作的想法，她问得细致，顺带也介绍着店里的情况。

桐姐的身材确实很顶，但我又不能一直不礼貌盯着看，只能努力将视线控制在她的脸部，或是佯装不经意地扫向周围。

至于与她目光对视，以我当年那点青涩道行，着实还做不到现今这般从容。

仔细端详，我发现桐姐的脸蛋只能算中上，也不是我喜爱的瓜子脸。

她的脸型偏向端庄圆润，外眼角明显上扬，呈上挑状，眼睫毛又长又密，看人的时候目光锐利，仿佛要把人剜穿一样。

我本就因刚才的窘态而心虚，加之她问我话时，又总是拿眼神注视着我，搞得我坐立不安，回答得也磕磕绊绊，窘迫到了极点。

我原以为这份工作怕是要黄，没想到桐姐话锋一转，轻描淡写地问了句，“明天能来上班吗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随即忙不迭地点头。她没再多说什么，转身叫来领班，交代了几句，让对方带我熟悉一下店里的规矩和注意事项。

入职后我才知道，原来店里的日常事务都是领班在管，也就是经理。桐姐作为老板，根本不管招聘面试这些琐事。

这次出面接待我，与其说是给我老妈那位闺蜜一个面子，倒不如说这本就是桐姐的处事风格。

她性格大气，从不端老板的架子，办起事来周到细致，极具洞察力，对客人也始终抱着尊重和体贴的态度。

当然，对于桐姐这些为人处事的细腻感知，都是我和她上了床，有了更深入的交流，才一点点读懂的。

起初，我对桐姐并没有那种猥琐的非分之想。至于初见失神，纯粹就只是一个青涩的男孩，看待成熟女人本能的好奇与探究罢了。

由于我们之间差着年纪，我一直把桐姐当成一个敬重的长辈来对待。

然而，造化弄人。

来店的第二年，我就操到了桐姐。

如果一切能够重来，我绝不会让这种事发生，因为桐姐，正是阿邦的母亲！

绿到桥头自然直